阎连科与卡夫卡奖的唯一关联是文学

资深出版人陈丰介绍说,阎连科的作品在法国出版后,无论是书评、媒体采访还是与读者见面,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文学本身、文本本身,“所有评论文章都是强调文学上的创新。如果以为一个中国作家可以完全凭借非文学因素,跻身世界文坛,这是低估了策划人和出版人的文学鉴赏力和对文本的判断力,低估了西方媒体和读者的文学眼光。”

阎连科也曾提到,“肯定有人会说,我能得奖可能跟争议性有关,但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就像我的一些书在国外出版的时候,读者问的还是,小说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关心的还是创作、艺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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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威斯特伯格曾强调,诺奖的评选永远只看作品。但一些新闻工作者并没有看过作家的作品,他们只需要新闻和噱头,因此将矛头对准了这些作家的背景,从而也将大众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与作品无关的信息上。阎连科在获得卡夫卡文学奖时非常欣慰地看到了评委和国外读者对于他作品本身的关心和看重。但画家黄永玉就没那么幸运了,作品却因其画家身份受到了不少质疑。无论是书评、媒体还是普通读者,我们何时能够静下心来关注、阅读作品,而不是被外表争论所迷惑,何时才能有真正的发言权。

宋代谣言“正人主”

宋仁宗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听朝内外有人谣传说,武将王德用向皇帝进献了几个美女,竟然被宋仁宗“笑纳”。王素也不去调查核实,立即在朝会上就此事批评宋仁宗耽于美色。

宋仁宗颇不高兴地说:“这是内宫的事情,你从何得知?”王素说:“我是谏官,规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对于风闻之事,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从何得知呢?”宋仁宗听后,呵呵一笑说:“确有其事,几位美女在朕左右,颇为亲近,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王素急忙回答说:“倘若疏远,倒也无妨。我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担心陛下与她们过于亲近啊。”宋仁宗听了王素的话,忽然有所醒悟,吩咐近侍,对王德用进献的美女,每人打发300 贯钱,立刻把她们遣散出宫。

王素规谏皇帝,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王素既不核实,又不隐讳,还直截了当向皇帝提出批评,要求纠正,难道王素胆大包天?其实,王素这么做,不过是执行了宋朝的一项监察制度——“风闻言事”制度而已。宋朝为广开言路,实现规谏皇帝、纠察百官的目的,允许言官“风闻言事”。正如王安石所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他人规谏或弹劾,不实者将获罪;而言官即使失实,也不追责。言官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批评、意见便如雪片一样飞向了皇帝的案头,谣言也由民间进入了庙堂,由耳语变成了文字,既能“正人主”,又能“绳百僚”,上下闻之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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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网上传播谣言的秦火火于2014年4 月17 日,被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真相。试想,朝廷专门禄养一批官员,以挑剔皇帝和百官的毛病为职业,而且无须担心打击报复,在这种架构下,谁还敢以身试法?处在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更应当有自己的辨识力,勿轻信小人言。凡事当有证可取再下结论。更当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

趣事趣谈

李鸿章晚年易怒,动不动就扇别人耳光。但被他扇了耳光的人,或升迁,或赏赐,二三日内必得佳音。所以在他门下,鲜有气节之士。

张宗昌性格豪放,挥金如土。他有一次坐黄包车,计价不过数角而已,他甩手就是一张10元钞票。车夫以为要找零,身上却无现钱,惶急不已。张看到车夫犹疑,以为对方嫌少,冷笑道:“穷人心狠!”一探手又掏出8张10元钞票给他。车夫始知其意,喜出望外。不料张的跟班落在后面,竟向车夫索回那8张。张极为警觉,在前面大喝一声:“这是他的,你想干吗?”令他还给车夫。

张大千不懂洋文,却周游列国。他在国外经常迷路,于是托人用洋文写了一张帖子带在身上,文曰:“愚,张大千,中国画家也。现住某城某街某号。因不识洋文,以致迷途难返。尚盼过往仕女君子,援我一臂,送我回寓,不胜感纫。”他身着长袍,足蹬布履,长髯飘洒,仪表雄奇,故这一招在国外屡试不爽。后来李宗仁初至美国,张大千以此法相授,李却始终不敢一试。

段祺瑞向日本大量借款,大总统冯国璋十分忧虑,问段如何偿还。段答道:“入不敷出,不举债怎么办?至于还债的问题,日本对我们如此,我们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起来,赖着不还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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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牢骚换来的是光阴的虚度,而乐观的心态得到的是人生的精彩。是一颗小草就向大地献上一封绿色;做一朵野花就向大地送去一份芬芳;当一根蜡烛就给世界带来一丝光亮。不同的态度决定不同的人生!这些大师将性格与才情、人生态度与命运间偶然或必然的关系演绎得如此真切,有性情,有才学,此所谓态度决定人生。所以态度决定你的一生。
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好与坏,无论你的内心重或轻,你都应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乐观面对一切。即使你遭受痛苦,还是面对挑战,抑或是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担子,乐观都应是你坚定的选择。无论你是平凡还是伟大,乐观的态度总能让你闪耀光彩。用乐观代替抱怨,用奋斗铸就辉煌!

特殊的报时声音

波兰科拉可夫广场附近有一座教堂,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上,每天都有一个人吹响喇叭准确报时,无数的人都跟着这个喇叭的报时声来对表。

更为奇特的是,每天中午,这座教堂钟楼上报时的声音就会由全国的广播电台进行转播。吹喇叭的人站在钟楼上,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大声吹响喇叭,人们可以听到吹喇叭的人从一个方向走向另一个方向的清晰的脚步声。但是,吹喇叭的人每次吹到一个特定音符时,喇叭声就会停下来。

其实,吹到某一音符便戛然而止,是因为一段真实的历史。13世纪时,波兰突然受到外族入侵,一个更夫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吹响了喇叭向大家报警,当他吹到这个音符时,被侵略者射来的箭刺穿了喉咙。这个更夫被波兰人赞誉为民族英雄。

波兰的这座教堂一直坚持用喇叭报时,并且在吹到这个音符时就停下来,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自己国家的民族英雄,记住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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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关键在于渗入百姓的内心,历史书上的泛泛而谈,我们根本不需要。 重新定义英雄,英雄是穿越千年尘埃来到我们身边的朋友,他能把数千年间的历史化成一抹简单的微笑,融入我们的心中。历史不再遥远,英雄不再遥远,我们与英雄一起,再次轮回在悠长的时光隧道里,体味他们鲜活的气息。英雄终将老去,历史不再重复,但我们不能忘记英雄,不能忘怀历史。正因为有了无名英雄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才有了辉煌灿烂的今天,我们要学会铭记,学会感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古人是这样“发表”作品的

从古书记载中发现,古人“发表”文章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通过驿站传递文章。即以书信发表,称为”简”。据《诗话》载:”元微之(元稹)守会稽,白乐天(白居易)牧苏台,置驿递诗,往来谓之诗简。”

其二,题写于公众场合墙壁上。即以墙上书写方式发表。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多以诗章赠答。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为了保护壁中之题诗,有些寺庙还特地给诗壁网上碧纱。唐代诗人王播在未出名前曾在扬州木兰院寄住,和尚不喜欢他,叫他吃剩饭、敲钟。后来他出名了,题写在壁中的诗,却被特殊保护下来。《古今诗词》详细记述王播、寇准等人旧题诗处,“已碧纱笼之”情况。

其三,交流于市井酒肆、茶馆、烟花巷陌,即在民间“发表”。也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载,说当时扬州和越州一带,到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的诗抄写编辑(一说抄写刊刻),在市井叫卖或用来换酒换茶喝。在宋代词人中,柳永就是这样一位混迹勾栏瓦肆,在街道里巷卖词为生的“腕儿”。他尽管仕途落魄,但传说里,“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此外,以石碑刻字、刊刻书籍等多方式发表也是其中一种,这与如今的发表方式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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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亦延绵不息,源远流长。在这片华夏大地,炎黄子孙世代传承着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的民族跨越了五千年不曾中断,使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而更加顽强。它就是中国精神,浩浩的中华魂。从仓颉结绳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再到如今各种科技载体支撑下的文字和信息传播方式,言语表达方式在改变,或浪漫,或实用,对于美好事物的积极传播和传承却没有变。

王韬:中国记者“被动”的先行者

晚清之际,报纸对于多数国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对于《循环日报》这个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当时的创办人之一王韬并不觉得有什么荣耀。他当初是子承父业,被动地参与墨海书馆的译书工作,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以译述西书为职业的新式知识分子。

由于王韬主理《循环日报》并非在明确的理念推动下采取的自觉行动,而是和译书一样,是一种权宜选择,因而对于这一新式传播媒介,他并没有投入过多激情。从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到1884年离开香港,王韬虽然是《循环日报》的正主笔和刊印人,但他却在1875年春,也就是办报大约一年后,就延聘洪士伟担任《循环日报》主笔,代理其主持《循环日报》笔政,自己只是做发稿前的定稿工作,仍旧专心从事著述和著作出版。这反映出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王韬有限而被动的办报经历,却是那个时代口岸知识分子富有开创意义的行为。他成功开创了报纸以社论取胜的风格,以致当时的《申报》都加以转载。王韬也凭此取得他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林语堂则称王韬是“中国记者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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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就是为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人类的过去,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要知道,忘记过去的人必定会重蹈覆辙。学习历史,学习历史里的人们,能帮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也许,那困惑已久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判断历史,主管与客观太难把握。王韬办报的主观愿望虽然值得探究,但是今天来看,他办报的影响却是更为重要的。历史,终究会逐渐洗去当事人的主观愿望,而呈现出客观的精神。

文徵明的“清心傲骨”

文徵明,明代书画家、文学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

文徵明被后人尊称为“古今第一流之人物”,得此名不唯其书画精绝,亦因其为人品格高尚,独具文人的清风傲骨。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原在温州做官,为官清廉,家境清贫。文林去世之际,当地官吏按照当地官场习惯,凑集千金以备丧祭,却被文徵明去信婉辞了。明代右佥都御史俞谏得知他很有才学,家境不够宽裕,很想接济于他。一日,俞谏问他:“你早晚有什么困难吗?”文徵明说:“我早晚都有粥吃。”俞谏又指着他的衣服问:“怎么破成这个样子?”答曰:“淋了雨的缘故。”一问一答间足见文徵明之清心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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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群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人。不管是在乱世还是盛世,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身处茅庐,他们以血泪蘸笔,嶙峋傲骨,直书亘古不移的人文理想,构成了一幅激荡壮美的长卷。清心傲骨,文征明在腐败黑暗的大明王朝中显得熠熠生辉。他的风骨,穿透历史风烟,在今天依然是做人的标杆。在当代,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他的自信,他的无畏,他的真诚,他的傲骨,也与古代文人一脉相承。

蔡公时: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人

蔡公时,年轻时与同乡好友徐子鸿、张华飞等在九江成立了“慎所染斋”,明为私塾,讲授儒学,暗中却在传播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创建共和”的革命思想。后来,“慎所染斋”的革命活动被清朝地方官吏察觉,蔡公时不得不东渡扶桑求学。

名义上是求学,但蔡公时骨子里却是要参加革命党。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蔡公时与李烈钧、张华飞等宣誓加盟,并在日本弘文书院肄业,回国投身革命,以办《民报》为阵地,从事革命活动,成为江西省最坚定的革命党人。

1928年,蔡公时被任命为山东交涉员,主要职责是代表外交部处理战区外交事宜。

蔡公时一行18人,于5月1日晚乘专列驶进济南火车站。5月3,日军肆意捕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

目睹日军的暴行,忍无可忍的蔡公时用日语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日本兵恼羞成怒,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倒在地,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血流满面。他忍住伤痛,仍怒斥日军兽行,并高呼:“日军决意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兵怕听到蔡公时的声音,又将他的舌头割下,并将他和同事们拖到屋外枪毙,焚尸后埋于交涉署院内。

“五三”惨案及蔡公时烈士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开,国人悲愤万分,并举行哀悼仪式。李烈钧为蔡公时题词:“外交史上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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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宣扬一种刚正的性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做人就应该这样,应当养成这种刚正的性格品质。吉仁人志士,有杀身以成仁,无偷生以害仁。这句话,正可作为蔡公时的人生写照。国难关头,蔡公时的英勇激励了无数人前赴后继,直至和平来临。
杀身成仁的人,除了蔡公时等革命志士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南宋的文天祥,便是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一个。南宋灭亡后,文天祥被俘,元朝劝他投降,许以高官厚禄,但都被他拒绝了。无论元朝用什么方法规劝他,他都没有动摇。最后被杀害,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浩气长存的《正气歌》。

关东大地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7.9级(1996年确定为里氏8.1级)强烈地震。地震灾区包括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地震共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5亿日元。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处于饥饿状态的幸存者试图从池塘里和湖泊里抓鱼充饥,并排着两英里的长队等待每天的定量口粮;地震还导致霍乱流行。为此,东京都政府下令戒严,禁止人们进入这座城市,防止瘟疫流行。同时,日本政府借此机会屠杀革命党人和侨居日本的中国人、韩国人。

关东大震灾对日本防灾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日本从多方面加强防震防灾建设与教育,这对频发地震的日本来说,具有亡羊补牢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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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地震对关东末日般的袭扰,留下的不只是废墟和惨痛,也有反思与预防。只有从灾难中吸取教训,改善措施,悲剧才不会重演。生命的价值在于追求和超越。如果没有反思,超越无疑只是空谈。因为没有认真总结自己的过去,自然无从评价自己的得失。反思是一种审视,更是一种调节。低沉的时候,不要悲观,你会看到光明;昂扬的时候,不要狂妄,你会认识到自己还有不足。把握合适的尺度,调整合理的心态,你才会左右逢源,审时度势,不断前进。

张充和:民国最后一个才女

祖籍合肥的张家四姐妹中最具才学的是四妹张充和。比起在苏州生活的三个姐姐,她显得稍微闭塞、古旧,当然也更有学问功底和诗词才华。父亲请有昆曲教师,《桃花扇》《牡丹亭》之类剧目,她在合肥祖母那里都读过剧本,如今一听唱腔就接上了缘分,迷恋昆曲的四姐妹还成立了幔亭曲社。

抗战时,在重庆得到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指点后,她开始重拾书法,每日临池练字至少三小时,这习惯伴随终生。张充和的字各体皆通,小楷尤其精绝,满目清雅,扑面而来。

抗战结束后,张充和在北大教书法、昆曲,1948年与在北大任教的德裔美籍学者傅汉思结婚,次年去往美国。虽然远离乡土,她的情思和趣味,却栖息在永恒的精神故园。张充和最欣慰的是,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她的四个高足为促成此事,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充和被人们称为“民国最后一个才女”。她被书法、昆曲、诗词浸润的漫长一生,何其幸运,何其芬芳:凭借种种天时地利成就,有点绝版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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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体现出本国家或民族独特审美情趣的文明,它是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品质、操守的集中体现。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实,传统文化的气息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得到。它跳动在民族乐器二胡哀婉而凄美的弓弦上,闪烁在国粹京剧色彩斑斓的脸谱上,绽放在异彩纷呈的民俗节日中,传扬在脍炙人口的中华诗词里……总之,传统文化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统文化造就的才女直至今日仍然备受称道,并且不可超越。当今的才子才女们虽然才气纵横,但在她面前,仍然显得寒碜渺小。现代精英与传统精英之间,恐怕不仅是差别,更多的是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