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毁灭的田园生活

阎连科有过一个古典的田园想象:抓一把做豆浆的黄豆喂野麻雀,吃自己种植的苦涩的芹菜。这是一个现代人的“瓦尔登湖”梦。但推土机庞大的喧嚣,在一夜之间扑面而来。阎连科在《711 号园》的结尾用最浪漫的笔触勾勒了他的住所“711号园”拆迁的结局:“在所有园里的居民都为房舍的赔偿而以死抗争并最后妥协时,我在他们的队伍中,向拆迁队提出了一个过分而可笑的要求:你们可以少赔我家一些钱,但不能伤了我家一棵树……于是葡萄树、核桃树,已经开过花的丁香和玉兰,正在盛期、满树都是火红的石榴树……全都完整无缺,除了受了独臂机隆隆噪音的干扰和机锤砸房时轰隆咚咚的惊吓,现在又都归于暂时的平安宁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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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描写自己田园生活被摧毁的无奈现实,阎连科依然将自己最后的惋惜用浪漫的想象表达了出来。被强拆的对象多是一些弱势群体,但以阎连科为例的“711号园”的业主大多都是中产阶级,他们在面对强拆的时候,依旧是惊慌与无奈的,结局并未有什么不同。面对生活平静表象之下的巨大暗流,大部分人的力量都同样薄弱。

关注现实需要更大的才华

阎连科认为,神实主义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现实主义作家也有自己的思维方法,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卡夫卡那样极其荒诞的思维。但继鲁迅之后,七八十年过去了,中国却没有再产生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现实主义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是一个高峰,你怎么写都是山峰下的一棵小树。关注现实不是多了,是不够,作家没有超越现实。但现在我们一些作家已经表现出了的能力,确实不像想象的那么高。一个作家关注现实需要更大的创造力和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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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真实的一定是最荒诞的,最荒诞的一定是最为深层的真实。谁都知道,今天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远远大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复杂与荒诞。可长期以来,文学过于注重描摹现实,而不注重探求现实。描摹现实的作品肩扛大旗,一路凯歌;而探求现实的作品,则被不断的疑问、争论所棒打与呵斥。我们需要转变眼光,重新梳理自己写作的道路,这不单是作家的任务,也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阎连科与卡夫卡奖的唯一关联是文学

资深出版人陈丰介绍说,阎连科的作品在法国出版后,无论是书评、媒体采访还是与读者见面,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文学本身、文本本身,“所有评论文章都是强调文学上的创新。如果以为一个中国作家可以完全凭借非文学因素,跻身世界文坛,这是低估了策划人和出版人的文学鉴赏力和对文本的判断力,低估了西方媒体和读者的文学眼光。”

阎连科也曾提到,“肯定有人会说,我能得奖可能跟争议性有关,但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就像我的一些书在国外出版的时候,读者问的还是,小说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关心的还是创作、艺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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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威斯特伯格曾强调,诺奖的评选永远只看作品。但一些新闻工作者并没有看过作家的作品,他们只需要新闻和噱头,因此将矛头对准了这些作家的背景,从而也将大众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与作品无关的信息上。阎连科在获得卡夫卡文学奖时非常欣慰地看到了评委和国外读者对于他作品本身的关心和看重。但画家黄永玉就没那么幸运了,作品却因其画家身份受到了不少质疑。无论是书评、媒体还是普通读者,我们何时能够静下心来关注、阅读作品,而不是被外表争论所迷惑,何时才能有真正的发言权。

书写纷乱现实的方法

2011 年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神实主义”这个名词,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阎连科说,这是他找到的书写纷乱现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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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喜欢写神话、寓言故事的同学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但如果脱离现实,无论怎样魔幻优美的文字都是虚空,可以让想象力带着我们飞离地面,但最终也必须重新着陆,回归现实。

不爱后的爱,不自由后的自由

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少爷,聪慧倜傥。父亲去世后,继母冯仪芳逼他娶了自己娘家的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回国后的他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精明的继母和温婉坚忍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

50 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和性格而成为“反革命”,在西北大荒漠上改造了20 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

“文革”结束后,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

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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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相逢应不识。这是多么存在主义的一出戏剧。陆焉识不就是那个永不停歇的西西弗斯吗?一次又一次,他想尽办法,变换身份:方师傅、修琴师傅、念信师傅……他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的命运是属于自己的。许多年过去了,他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周而复始,这是他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里面有爱,有愧疚,有无奈,更有希望。陆焉识是一个荒谬的英雄,也许在别人眼中,他徒劳无功的守候是可笑的,但于他而言却是幸福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自己的神。
那么婉喻呢?在和陆焉识长期分离,相识却无法相认,相认却又不相识之后,她还知道去车站接的那个人是谁么?多年以来,她最忠诚的伴侣,是自己的理想。陆焉识和冯婉喻,都在等待着彼此的戈多。

终身成就奖:厉以宁_名人作文素材

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以他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学著述奠定了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在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推动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被称为“厉股份”;他对于民营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非公有制36条”等政策出台,被称为“厉民营”;他在2008年,提出搞活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力推农村土地改革,被称为“厉土地”;在新的发展阶段,他又出版新著《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对中国深化改革与经济转型升级倾注殷殷期盼。这些关于经济“转型”的理论和研究,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经济学家的身份之外,厉以宁诗才了得。他从读中学时就开始作诗填词,迄今笔耕不止。他有一本《厉以宁诗词选集》,共收录了666首诗词。这些诗词既是历史的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抒发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中国未来的憧憬,堪称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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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深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他是北大教授,桃李累百千辉映门墙;他是经济改革的设计者,心系国家不断创新;他是诗文才子,文章千百篇激情勃发。厉以宁教授,一位用中国经济走向诗意人生的大者。

平凡人的日常生活

小津的片子,总是似曾相识:一个寻常的家庭,父母子女过着俗世的日子,上班、下班和朋友喝酒,亲眷间互相串门,最大的戏剧冲突莫过于女儿大了,儿子大了,要结婚离开家——即便这样也很家常。情节差不多,演员是一套班底,初看觉得闷,没有味道——亦如豆腐原味。但他的片子经得住反复看,尤其随着年纪增长,体味人情分离,小津的片子就越来越打动人心,即便隔了快一个世纪,他讲述的人生模式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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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逝水而去。他在原地认真地记录着日常的生活,他的默默注视与怀旧无关,没有悲怨,只有一丝轻轻的忧郁和遗憾。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安静而顽强地打开我们的灵魂。作为证人,我们所看到的故事也变成了自己的故事,里面的父亲变成了自己的父亲,母亲变成了自己的母亲,里面的生活与烦恼和自己融合在一起,合而为一。沉浸在小津安静和人性的电影河流,那是生命的融合和淙淙细流的必然流向。
小津的电影使我们依序把生和死连接到一起,领略无常,惘然上路。他将什么都捧起、负荷、保存起来,最后化作一壶陈年的酒,一杯至清的茶,一片静默的秋叶,埋藏了最圣洁和虔诚的宝藏。

《小艾,爸爸特别地想你》

漫画家丁午于2011年去世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在1969年至1972年下放干校期间写给女儿小艾的信。信主要是画出来的,因为当时女儿只有8岁,认不了太多字。丁午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是“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有时甚至用上好几个“特别”。他将干校的农村生活画得妙趣横生,但是,这种对女儿强烈的思念和苦中作乐的姿态,背后却映射出那段特殊岁月知识分子的时代哀伤。一段特殊年代的父女情,牵扯出一段忧伤的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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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丁午先生和安徒生隶属于同一个阵营。在生活变得有点一塌糊涂的时候,小孩子的世界成为他们应对现实的最后堡垒,他们一只手抵御着无边的黑暗,另一只手在构建脆弱到让人心痛的美。在这些写给小女孩的、由最简单的文字和图画构成的纸张泛黄的书信手稿里,我们得以看见一个身处难过境遇中的成年人,如何把痛苦和黑暗之物小心地掩藏,如何把残存的欢乐最大限度地予以表达。我们得以看见,在人与人构成的以息相吹的生命之林里,最柔弱的事,如何去支撑刚强;最易损毁之物,如何奇迹般重生。

格雷格•派克:最著名的“路人甲’

格雷格•派克,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路人。据《纽约客》介绍,他的发言已经被美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引用了将近一千次。根据Nexis数据库的统计,仅在1995年到2004年,派克的发言就被美联社引用过16次,《Newsday》14次,《纽约每日新闻》13次,《纽约邮报》12次。

格雷格•派克到底是谁?他是一个美国高速公路维修工。没有任何了不起的技能,也不是某方面的专家。派克说,他的秘诀很简单,重点就是要在对的时间去对的地点,“你要知道记者们会去哪里,然后抢到第一排,表现出你在第一排有多么高兴。”自从1995年被《坦帕论坛报》采访过之后,派克就把“被新闻报道引用”视作新的志向。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见过了四任总统和两任教皇,参加了三届MLB(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世界系列赛和两次超级碗。扬基队比赛有他,《星球大战》上映有他,H&M新店开张也有他。

因为他被引用的次数实在太多,美联社还专门给员工下发了“禁令”,要求他们不得在报道中引用格雷格•派克这个人的话。

派克本人倒是把美联社的“不配合”当作一种成就:“我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可奇怪的,反正我不相信现在美国会有人没听说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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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厌又可爱的路人,可谓凑热闹的最高境界。虽然记者不大待见这位路人甲,但观众也许会为他的执着而开怀大笑。用积极参与的方式出名,没什么不对。

美丽如昔

美国是最早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国家,称其为国家公园。最早提出和倡导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美国人约翰•缪尔提出这样一个理念:自然之美就在于它的原始。因而他主张,除修建供游人行走的道路和必需的生活设施外,反对在自然保护区人为地建设任何其他设施。正是这种理念,保证了那些国家公园几十年、上百年过去了,仍保持着原有的风貌。

美国在向世界推销夏威夷的旅游产品时,只有四个字的广告词:“美丽如昔”。是啊,还有比“如昔美丽”更能吸引游客的吗?人们游览大自然,就是要观赏它的自然面貌,观赏它的原始模样。人为地加工自然,乃是对自然的破坏。

然而,保持“美丽如昔”又何其难哉。人不能永葆青春,是因为人人都要衰老。但是,相对于人而言,大自然的变化过程就缓慢得多,能相当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的原来面目。大自然自身的变化也会改变自己,如地震,如海啸,如洪水,如干旱,但再改变,也仍然是自然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而地球,迄今为止的许多对其原始面貌的改变,都是人为造成的。如绿山变秃,是砍伐森林的结果;土地沙化,是过度使用和开发的结果;河水断流和污染,也往往是人为破害;一些动物濒临灭绝,更是人类捕食、打杀所致。

“自然之美就在于它的原始”,好像还远没有成为咱们的理念。咱们中的一些人动不动就想改造世界、改造自然、人定胜天,很有这种冲动。其实“美丽如昔”,才应当成为我们敬献给大自然的一个最好的口号,一份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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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努力地改造自然,就是给子孙留下一个好家底。其实子孙真正想要的家底,就是一个原始的大自然。让自然美丽如昔,让野生动物野,让人们过最舒服的生活,这是最长远的财富,也是最珍贵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