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风暴

【美】劳瑞·安德森

她说:历史是什么?
他说:历史是一个天使,
正在被风吹回到未来。

他说:历史是一堆碎片,
天使想回去修补一切东西,
把破碎的东西修好。

但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风暴不停地把天使吹回到来。
这场风暴,这场风暴,
被称为进步。

考场范本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近些年,这个世界经历了许许多多灾难,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袭击。我们已无法将过去修整完好,但我们可以将未来创造得熠熠生辉。地震后的四川,凝聚了整个中国的力量,人们积极重建,还原了自然的生态和平静的生活。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看到了更严密更安全的城市保卫,和一段段催人泪下的人间温情。历史的悲伤记忆或许会如影随形,但前进的脚步却从未放缓。暴风雨过后,未来的道路会更加清晰。

对不起,我们没守住南京

他们曾挺身而出,奋起抗争,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烈与不屈,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如今,他们却心存歉疚。

2013年12月13日,全国各地鸣响防空警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76周年,悼念30万遇难同胞。在南京,吴春祥、张修齐、冯宗尧和程云4位老兵一起向南京人民敬礼:“我等几位对不起南京人民,12月12日撤退的时候部队慌乱,没能很好地组织战斗,使得南京人民在之后的日子里饱受痛苦,在此向南京人民道歉了……”

南京保卫战,是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后展开的保卫南京的战役。守城失利后,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入城,制造了连续六个星期、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和我们对抗的日本军队武器十分精良,还有空军和坦克支援,可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能等日本兵靠近了肉搏。”93岁的程云忆起当年,叹了一口气。

“南京老百姓积极支持保卫战,为我们送茶水和饮食、油盐,抬担架,我要向大家道个歉,在13号之前,我们撤离了南京,让南京城遭受生灵涂炭。”老兵吴春祥歉疚道。

而我们想说,亲爱的老兵,敬爱的长辈,请不要说对不起。

战争的残酷与悲壮,不曾亲临一线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在侵华日军的铁蹄下,你们为国家和民族抛洒热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们,已经付出太多太多。

尽管南京沦陷、血腥屠杀,是我们永远难以忘却的痛,但你们,还有投身于这场血雨腥风的千千万万名战士,都无需自责,铭记历史才是我们现在共同的责任。

考场范本

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吴春祥这样的老兵以及数以万计的无名战士,以血肉之躯投身血雨腥风,才换得我们今日的和平。伟大如他们无需自责,该被谴责的,是忘记历史和扭曲历史的人。

库尔特·施利姆:我们不会停止

“我相信,我不会是中央办公室的最后一名主任。”库尔特·施利姆依然这样坚定,他是德国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 以下称中央办公室)的主任。

中央办公室的任务是搜集纳粹罪行证据。2014 年2 月,德国9 名纳粹嫌疑人的住宅并逮捕了其中3 人。3人
人的年龄为88 岁至94 岁,他们涉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时,参与杀害被关押的犹太人。

对纳粹嫌疑人的起诉是德国清算二战纳粹罪行尚未完成的部分。1958 年,联邦德国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搜集纳粹罪行证据,此项工作持续至今。中央办公室成立的时候,人们知道纳粹在奥斯维辛等欧洲各地的集中营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但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因此中央办公室开始对其进行系统的调查。

然而,调查中新的线索不断涌现,20 世纪60 年代至80年代,新的真相被不断挖掘出来,不时有新的证人出来指证一些不为人知的罪行。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联合国公布了一些关于纳粹罪行的指证材料,对此,中央办公室都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和评估。

今年65 岁的施利姆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德国和南美洲之间,不久前他刚刚去过巴西。“我们知道,很多纳粹嫌犯在战后跑到了南美洲,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以及约瑟夫·施万姆贝格尔。”

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找到纳粹犯罪的证据越来越难。施利姆能够找到的证人越来越少,证人们越来越老,记忆力也越来越差。施利姆也希望寻找纸质的证据,可数量也“非常少”。此外,在国外从事调查工作是施利姆和他的同事面临的实际困难。但不管怎样,“有些纳粹嫌疑人可能活得很长”,施利姆说,“只要还有纳粹嫌犯活着,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停止。”

追查纳粹犯罪嫌疑人花费很高。中央办公室运行资金是由各个联邦州共同提供。虽然二战已经结束这么多年,但对是否还需继续支付这笔资金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争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联邦州提出反对意见。

考场范本

原本以为用10年时间就可以彻底完成的调查,没想到一直持续了56年。而56年后的今天,调查还未完成,他们依旧在坚持。这一群可敬的人,不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更是为了维护这世间的公平与爱。

废墟的召唤

风又从废墟上吹过,依然发出“留——留——”的声音。我忽然醒悟了。它是在召唤!召唤人们留下来,改造这凝固的历史。废墟,不愿永久停泊。

和人类比较起来,个人的一生是小得多的概念了。而我们呢?我们的经历自不必提起了。我却愿无愧于这小得多的概念。楚国早已是湖北省,但楚辞的光辉,不是永远充塞于天地之间么?

空中一阵鸦噪,抬头只见寒鸦万点,驮着夕阳,掠过枯树林,转眼便消失在已呈粉红色的西天。在它们的翅膀底下,晚霞已到最艳丽的时刻,西山在朦胧中涂抹了一层娇红,轮廓渐渐清楚起来。那娇红口又透出一点蓝,显得十分凝重,正配得上空气中摸得着的寒意。

这景象也是我熟悉的,我不由得闭上眼睛。

“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身旁的年轻人在自言自语。事隔30余年,我又在和年轻人辩论了。我不怪他们,怎能怪他们呢?我嗫嚅着,很不理直气壮。“留下来吧!就因为是废墟,需要每一个你呵。”

“匹夫有责。”年轻人是敏锐的,他清楚地说出我嗫嚅着的话。“但是怎样尽每一个我的责任?怎样使环境允许每一个我尽责任?”他微笑,笑容介于冷和苦之间。

我忽然理直气壮起来:“那怎样,不就是内容么?”

他不答,他也停了说话,且看那瞬息万变的落照。迤逦行来,已到水边。

前面高耸的断桥便是整个圆明园唯一的遗桥了。远望如一个乱石堆,近看则桥的格局宛在。桥背很高,桥面只剩了一小半,不过桥下水流如线,过水早不必登桥了。

“我也许可以想一想,想一想这废墟的召唤。”年轻人忽然微笑说,那笑容仍然介于冷和苦之间。

仿佛听说要修复圆明桥了,我想,能不能留下一部分废墟呢?最好是远瀛观一带,或只是这座桥,也可以的。

为了什么呢?为了凭吊这一段凝固的历史,为了记住废墟的召唤。

考场范本

废墟是时间流淌过建筑,沉淀下来的一段历史。断碣残碑里或许藏着一个王朝。如果每一片钢筋水泥丛林的崛起都是铲除一片废墟,那么,若干年后,我们凭什么来凭吊历史?

王韬:中国记者“被动”的先行者

晚清之际,报纸对于多数国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对于《循环日报》这个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当时的创办人之一王韬并不觉得有什么荣耀。他当初是子承父业,被动地参与墨海书馆的译书工作,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以译述西书为职业的新式知识分子。

由于王韬主理《循环日报》并非在明确的理念推动下采取的自觉行动,而是和译书一样,是一种权宜选择,因而对于这一新式传播媒介,他并没有投入过多激情。从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到1884年离开香港,王韬虽然是《循环日报》的正主笔和刊印人,但他却在1875年春,也就是办报大约一年后,就延聘洪士伟担任《循环日报》主笔,代理其主持《循环日报》笔政,自己只是做发稿前的定稿工作,仍旧专心从事著述和著作出版。这反映出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王韬有限而被动的办报经历,却是那个时代口岸知识分子富有开创意义的行为。他成功开创了报纸以社论取胜的风格,以致当时的《申报》都加以转载。王韬也凭此取得他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奠基地位。林语堂则称王韬是“中国记者的先行者”。

考场范本

学习历史,就是为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人类的过去,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要知道,忘记过去的人必定会重蹈覆辙。学习历史,学习历史里的人们,能帮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也许,那困惑已久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判断历史,主管与客观太难把握。王韬办报的主观愿望虽然值得探究,但是今天来看,他办报的影响却是更为重要的。历史,终究会逐渐洗去当事人的主观愿望,而呈现出客观的精神。

南京“哭墙”:每个名字都是一部历史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又称“哭墙”)延长工程2010年12月12日正式开工,1655个新发现的遇难者姓名将在2011年清明节前镌刻其上。从1995年初刚建立时的3 000个遇难者姓名,到2007年增加5600多个,2011年,“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将达到10 324个。

“哭墙”上,有些人被称为“杭正银徒弟”“郝有珍二哥”,这是对人的一种描述,并非遇难者的本名,但这种描述使历史有了血肉。每个遇难者的名字,都在为我们“口述”历史,丰富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细节,使历史俨然可谛可视,宛如眼前。

考场范本

一个数字。数字看起来很能表现屠杀之“大”,但数字毕竟过于抽象,它使参观者产生一种认知历史的距离感。自从“哭墙”诞生,一个个名字刻上去,南京大屠杀就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睹其名,我们仿佛能听到30万遇难者的愤怒、呼喊、哀叫、血泪与凋萎,大屠杀就像发生在昨天。“哭墙”上的名字以其人格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确证历史不容抹杀。“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明年才达到10324个,这只是30万遇难同胞中的很小一部分,但谁也不能否定其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