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拂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 年的北平。

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城市好吗?难讲。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为了安全。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考场范本

城市,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伴随着安全、危机、文化以及生活元素的构建,从这里开始,文明集中地呈现并发展。有了城市,就有了归属感,可有了城市却不一定有安全感。城市和国家从来都应该居安思危,用句俗话来说,若有病,得治。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幸存者的国度

“如果要逃命,你会带着什么上路?如果有三天时间准备举家移居,你会带什么走?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能否养活自己?”

这三个问题是98岁的耶路撒冷老太太萨拉问我的。20世纪初,萨拉的父亲变卖土地和房子,买了一群马,趁天黑从沙皇俄国逃到中国东北,就地卖掉马,在满洲里安了家。“别人都是背着财产逃命,可你看我的父亲,是财产背着他逃命,多聪明!”萨拉对这点很骄傲。

犹太民族可以称得上是经验最丰富的“逃命专业户”。在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一座小小的皮箱山,它们的主人几乎全部丧命于纳粹集中营。每个皮箱都曾经装着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逃命时随身携带的东西,装着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在异地活下去的期待,直到历史粗暴地喊了停。那里每枚风化糟坏的皮箱搭扣都见证了希望的巅峰和绝望的谷底。

很多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人,他们的后代身上都打上了“幸存者”的烙印。以色列人加布里埃尔的父母战争期间逃出波兰,留在那里的家人后来都惨遭纳粹杀害。几年前,加布里埃尔回到他父母逃出的那个波兰小村庄,“我所有的亲人几乎都在那里遇害,那里不是故乡,是噩梦。对犹太人来说,唯一的故乡就是以色列。”

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相信:一旦悲惨历史重演,一旦犹太人再次面临严重的反犹迫害,一旦世界上再次没有犹太人的立足之地,至少以色列会无条件接受所有犹太人,至少这地球上有这么一小块地方,是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即便知道那个地方并不完美,即便自己不生活在那里,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存在,就是整个民族的安全感。

这是一种需要逃命的时候,马上就知道往哪儿逃的安全感。

考场范本

很多时候,逃命的机会稍纵即逝。往哪里逃?如何逃?犹太人在多难的民族命运中早已将答案烂熟于心。以色列,这个被视为中东地区最发达、最自由的国家,就是“幸存者”唯一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