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现实需要更大的才华

阎连科认为,神实主义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现实主义作家也有自己的思维方法,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卡夫卡那样极其荒诞的思维。但继鲁迅之后,七八十年过去了,中国却没有再产生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现实主义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是一个高峰,你怎么写都是山峰下的一棵小树。关注现实不是多了,是不够,作家没有超越现实。但现在我们一些作家已经表现出了的能力,确实不像想象的那么高。一个作家关注现实需要更大的创造力和才华。

考场范本

最真实的一定是最荒诞的,最荒诞的一定是最为深层的真实。谁都知道,今天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远远大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复杂与荒诞。可长期以来,文学过于注重描摹现实,而不注重探求现实。描摹现实的作品肩扛大旗,一路凯歌;而探求现实的作品,则被不断的疑问、争论所棒打与呵斥。我们需要转变眼光,重新梳理自己写作的道路,这不单是作家的任务,也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书写纷乱现实的方法

2011 年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神实主义”这个名词,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阎连科说,这是他找到的书写纷乱现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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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喜欢写神话、寓言故事的同学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但如果脱离现实,无论怎样魔幻优美的文字都是虚空,可以让想象力带着我们飞离地面,但最终也必须重新着陆,回归现实。

讲故事的人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1936写就的一篇文章里无奈地慨叹:“讲故事的艺术即将消亡。我们要遇见一个能够地地道道地讲好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他认为有两种人最擅长讲故事,一种是浪迹天涯的水手,讲述远方的传说;另一种是蛰居乡间的老农,讲述身边的故事。这些面对面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成为传统社会交流经验的主要形式,把神秘的远方和古老的村庄浪漫地牵连起来,满足了人们对外界和自身的诸多想象。

现代社会又是谁在讲故事呢?显而易见,电视、网络、手机这些新媒介已经取代了水手和老农,成为我们身边最有影响力的讲故事的人,而新闻俨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最主要的故事形式,并且它标榜有图有真相,这正好用来对付现代人多疑的毛病。现代媒介变成了一个贴心人,揣摩着受众的癖好来制造投其所好的新闻故事,故事的主角也不再是蛇发女妖、夸父、精卫等那些激发我们想象力的人神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名有姓的某某某,还要附图一张,以备人肉搜索。

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而我们的新闻却在变相地增加我们对这个世界、社会、人性的模糊感,它没有真相,只有虎头蛇尾。它只有狗血情节,更像是媒介蓄意煽动其中最肤浅的情绪而已。我们对这些故事的消费,重点也不是从中增进了多少智慧,培养了多少同体共悲的同情心,而是让它如何成为谈资中的猛料、鲜货,从而让自己那微薄的自尊得到些许膨胀。

没有想象力,没有真相,没有结果,只有层出不穷的泡沫,在这样的故事背景里,我们如何逃脱媒介而成为那个讲故事的人,用自己的语调,用自己的情感,讲述我们自己的神话。

许多咖啡馆都喜欢在店里弄个书架,放上几本杂志或书籍,觉得咖啡跟阅读是脱离不了关系。这些在咖啡馆里放书的老板们,有一种是本身就爱阅读的,所以带着一股分享的心;而另外一种则是本身并不阅读,但是肯定书的崇高地位,于是抱着一种增加气质的想法在书架里摆上一些书。

只要站在书架前,很快地看一看书架上摆的书籍,立刻就能看出深浅。要是经过分类摆放的,无论是按照作者、出版社或类型,总之是有个规则的,那么我想咖啡馆老板即使不是狂爱阅读,但至少是个会善待书本的人。反之,如果书籍的摆放杂乱无章,那么书架放书的意义对于老板而言,可能跟公共厕所里墙上挂的很丑的塑料花是一样的。

我并不觉得咖啡馆里摆的书,一定要是什么书、谁的书,才能显得咖啡馆有气质。我在意的是,这间咖啡馆的书架,有没有一种“立场”和“态度”。

在日本东京的咖啡馆里,很少有机会看到毫无章法的书架。多半是站在书架前,你就能马上知道这间咖啡馆希望提供给客人一个怎么样的咖啡空间。有些咖啡馆的书偏重设计类,有些是旅行,有些是电影音乐,有些则是性别议题。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为什么在你的咖啡馆书架上,偏偏要放上这些书呢?在我看来,这比店家招牌设计得美丑与否,要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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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科技发达了,知识进步了,让故事变得不再神秘,还是我们的想象力日趋萎缩,无法再沉浸于奇妙的幻想世界?现实教会我们戳破传统故事的肥皂泡,于是我们的生活便容不下真正的浪漫了。真实比虚构更陌生。